浅谈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分析

来源:    发布时间:2007-08-02

打印本页

分享到:

  统计分析产生于统计实际活动。最早的统计实际活动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,结绳刻契为我国统计的萌芽。进入奴隶社会后,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国家,征兵、收税,需要了解人口、土地、粮食、牲畜等情况,统计实际活动得到发展。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中多处有“登人”字样。所谓“登人”,是指古代男女到一定年龄时须在酉长前行成年礼,行礼时命名登记其人,记载入册。但从夏、商直至西周,都只是数量上的登记和简单的计算,还没有形成数量分析,因此,也没有统计分析。

  春秋战国时期,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变革,统计思想和统计活动空前活跃,并产生了最初的统计分析。

  管仲,名夷吾(约公元前730——公元前645年),曾任齐桓公的宰相40年。《管子》一书着重阐述了管仲的思想,其中包括了管仲大量的统计思想和统计分析。管仲十分重视统计,对统计的作用以极高的评价: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,犹无舟楫而经于水。险也。……遍知天下,而不明于机数,不能正天下。”

  以上“计数”、“机数”等语,泛指统计。这些话的意思是说,要想管理好国家(“欲举大事”),得充分地认识国情(“遍知天下”)这些离不开统计(计数),对统计“不明”,国家管理就会紊乱,失去发展方向,(犹无舟楫而经于水。险也”。)

  管仲不仅具有强烈的数字概念,而且把统计方法运用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研究,在《管子》这部杰出的经济理论著作中,使用绝对数,相对数和平均数的地方不胜枚举。分组法是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,这一方法由管仲创立。《管子》中,常见把整体现象分割为若干部分作出组间比较和分析,归纳出总体内在数量关系。管仲曾以人口数量为划分标准,运用分组法来确定行政区划分标准:“乃别制断之,不满卅者谓之术;不满术者谓之里。故百家为里,里十为术,术十为卅,卅十为都,都十为霸国”。这段话可列表之:

  区划名称      居民户数
    里        100~999
    术        1000~9999
    卅        10000~99999
    都        100000~999999
   霸国       1000000以上

  在《管子》中记载有一段齐桓公同管仲的对话。“桓公曰:定民之居,成民之事,奈何?管子对曰: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。”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,这种四民分业的方法,就是一种主要的分组法。在这里指将人口按类型分组。至今,人口按国民经济部门分类,基本上是沿用这一基础理论发展形成的。

  管仲善于运用统计数据分析社会经济问题,演绎出合乎逻辑的结论。例如,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,不可一日或缺,在古代是由国家垄断的专控物资。盐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。春秋时代,诸侯国之间征战无休,国库屡屡空虚。为缓解财政危机,通常的办法便是加重赋税,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,成为诱发政治危机的导火索。作为一国之相的管仲,对食盐消费作了深入的统计调查和数量分析,他对食盐消费量作了推算:“十口之家,十人食盐;百口之家,百人食盐。终月,大男食盐五升少半,吾子食盐二升少半,此其大历(大概)也。”若按“万乘之国,人口开口千万也”估算,每月食盐量可达三万钟(一钟等于十釜,一釜为一百升),即三千万升。为了减少人民不满,管仲在巨大的食盐消费上动脑筋,提出改加税于民为加价于盐的办法,以增加商盐和利润,扩大财政收入。由于食盐消费量很大,对每升盐加价少许,累积起来便是大数目,比直接向老百姓征加赋税要好的多。这便是管仲寓税于盐的财政措施。管仲分析道:“食盐之重升加分强(‘重’:价格;‘升加分强’:每升加半钱),釜五十也;升加一强,釜百也……”意思是说,每升盐加价半钱,一釜之盐就可得五十钱;每升加倍,一釜之盐就可得百钱。一升如果加二钱,那么“釜二百也。钟二千,十钟二万,百钟二十万,千钟二百万。”则拥有一千万人口的万乘之国”,食盐月消费三千万升,按每升加价二钱计算,一月可增收六千万钱,相当于按人头税所得收入的两倍:“月人三千钱之籍(‘籍’:税),为钱三千万,今吾作籍于诸君吾子,而有二国之籍也六千万。”管仲此举,实乃两全之策,既缓解了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,又增加了财政收入。
 
  又如在《揆地》篇中,管仲用数量分析方法,阐明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生活水平的依存关系:“事(农业收成)再其本(两倍于成本),民无者卖其子(无人卖儿卖女);三其本(三倍于成本),若为食(不愁吃穿);四其本,则乡里给(供应乡里有余);五其本,则远近通(大量余粮流通市场),然后死得葬矣。”

  管仲运用调查来的数字,进行分析,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,以自己的远见卓识,多谋善断、为齐国运筹帷幄,作出了杰出贡献,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。

  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的贵族,后来流亡到吴国,并做了吴国的宰相。《孙子兵法》是孙武以哲学为基础所著述的一部著作,但在一定程度上,其思想、理论对统计分析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贡献。孙武认为,用兵之道离不开统计数字的计算和分析。在《孙子》十三篇中,《计篇》列为第一。他的原文是“孙子曰: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五事,校之以计,而索其情:一曰道,二曰天,三曰地,四曰将,五曰法”。校,就是调查、分析、探索;情,就是彼我之情。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,军事问题是关系到人民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大事,不可不细心分析研究,慎重考虑的。应该从敌我双方的政治,天时、地利、将领和法制五个方面度量,比较其优劣,在掌握全面情况后,校量计算得失,然后才能根据对客观条件的分析,探索出敌我胜负的科学论断。

  孙子还指出“兵法,一曰度,二曰量,三曰数,四曰将,五曰胜,地生度,度生量,量生数,数生称,称生胜”。意思是说,军事上有五个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的范畴。敌我双方都有土地,有土地就有土地面积大小的“度”的问题,双方土地面积大小的“度”不同,就产生物产资源多少的“量”的问题。双方物产资源多少的“量”不同,就产生动员和供给兵卒众寡的“数”的问题,双方人数多寡的“数”不同,就产生军事力量轻重对比的“称”的问题。双方力量轻重的“称”不同,就构成胜败的物质基础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孙子兵法认为在军事上统计分析是极端重要的。所谓度、量、数、称都是计算、核算、比较的意思,孙子认为,要获得战争的胜利,就一定离不开调查、核算与综合分析。

  战国时期的法家李悝,曾任魏文侯的宰相。他所写的《尽地力之教》,通过对农民的家计调查,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,从实际出发,运用“平均数”和“分组”方法并结合“分数”、“倍数”等相对指标,所作的有理论,有观点,有情况的统计分析报告。他在文中提出的主张和措施,不仅“行之魏国,国以富强”,而且还成了流传后世的著名典籍。其全文如下:

  “是时,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,以为地方百里,提封九万顷。除以泽邑居叁分去一,为田六百万亩。治田勤谨,则亩益之计;人不勤,则损亦如之。地方百里之增减,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。又曰,余甚贵与甚贱,其伤一也。善为国者,使民无伤而农益劝,今一夫挟十五石,治田百亩。岁收,亩一半,为粟百五十石。除十一之税十五石,余百三十五石。食人月一石半,五人终月为粟九十石。余有四十五石,石三十,为钱千之百五十。除社闾尝新,春秋之祀用钱三百,余千五十。衣,人率用钱三百,五人终岁月千五十,不足四百五十。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,又未与此。此农夫所以常困,有不劝耕之心,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。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变,有上中下熟:上熟其收四,余四百石;中熟自三,余三百石;下熟自倍,余百石。小饥则收百石,中饥七十石,大饥三十石。故大熟则上籴,三而舍一(余四百石中的籴三百石),中熟则余二,下熟则余一。使民适足,贾平则止。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,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,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,而粜之。故虽遇饥馑水旱,籴不贵而民不散,取有余以补不足也。行之魏国,国以富强”。
 
  李悝对魏国当时的耕地和人口进行一番统计调查与估算之后,指出以地方百里计算,共有土地900万亩。 扣除其中三分之一的山泽和城乡居民住宅占地,还有600万亩。如果辛勤耕作,每亩可增产三斗; “不勤”就会减产三斗。由于种田勤与不勤的差别,600 万亩耕地的产量就有上下180万石的幅度。因此他认为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 使地尽其力,是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关键。他以五口之家的农户为例,对一户的全年收支情况作出分析。五口之家可以种田百亩,每亩在常年可产粟1. 5石,百亩可收150石,除去十分之一的税15石,全家一年口粮90石, 还余40石。(当时百亩,约折合现在20~30亩,百石约折合现在20市石左右)。这45石粟,按售价一石值30钱计算,可以卖1350钱。除去“社闾尝新、春秋之祀”用钱300,还余1050钱;每人每年衣着费用需300钱,五人全年需要1500钱,还差450钱。 ”“不幸疾病死丧”的费用和其他“赋敛”还没有包括在内。由于入不敷出,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然提不高,籴粮自然很贵。根据上述分析,李悝提出了他的平籴政策,平籴就是按收成好坏来决定收购粮食的数量,待到荒年再发售出去,以丰补歉,调节价格,取其平均的意思。采用平籴方法,就可以使民不散,农不伤。进行平籴,首先要观察年景,先按年景的好坏分组,然后再在好、坏年景中各分上、中、下三组。平年产150石,好年景时, 上熟年份产量可四倍于常年,约600石;中熟年份三倍于常年,约450石;下熟年份二倍于常年,约300石。小饥之年,收100石,中饥收70石,大饥只收30石。收购粮食的数量要根据年成变化情况来确定。 上熟年份对所余400石“三而舍一”,只收购300石,中熟年份收购200 石, 下熟年份收购100 石。这样就可以“使民适足,价平则止”。如遇荒年,再依据歉收情况,区别对待。在大饥之年,就粜出大熟年份收购的粮食,中饥之年就粜出中熟年收购的粮食,小饥之年粜出小熟年份所收购的粮食。这样就可以“取有余以补不足”;同时,在本年以平价籴入,在荒年以平价粜出。采取这种平籴政策,即使遇到饥馑水旱,也可以使“粜不贵而民不散”。

  《尽地力之教》中的调查与核算,用今天的话说,都属于社会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的具体运用,李悝被后人誉为经济学大师,是不为过的。

  战国中期的商鞅,曾在秦国实行著名的变法,他的革新思想在《商君书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。为推行新法,他高度重视统计调查与统计分析。《商君书、去强》明确提出了“强国知十三数”的主张。十三数即:竞(境)内仓口(仓库)之数,壮男壮女(壮年男子和女子)之数,老弱(老人和病弱人)之数,官(官吏)士(士兵)之数,以言说取食者(游士)之数,利民(商贩)之数,马、牛刍(饲料)稿(禾秆)之数。想要国家富强,不调查和分析研究这十三个数字,虽然土地肥沃,人口众多,也会使国家削弱的。商鞅在登记全国的户口方面,采用重赏重刑的办法,所以“四境之内,丈夫,好有名于上,生者著,死者削”。由此可见,商鞅不仅创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调查统计与人口的登记方法,而且在分组方面明确地划分了性别、年龄、体质和职业等。使统计分析中的分组法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。
 
 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,也是我国古代百家争鸣、人才辈出、文化昌盛、经济繁荣的时期。当时,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,列国诸侯争夺土地、奴隶和霸权的战争异常激烈。一些政治家、经济学家为了通货积财、富国强兵,高度重视“计数”的作用,并开始通过数量观察、分析来掌握国情和天下大势,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策略,成为统计分析的先驱。这也反映出我国统计分析源远流长,是一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和民族的光荣。
 
(摘自:《行知网》)